城市建设中目前正悄然刮着一股“大跃进”风：不顾客观条件相互攀比，大搞所谓 “城市规模化”，盲目地大规模征占土地、拆迁房屋，过度投资于房地产、娱乐业。“大跃进”式的城市化做法带来严重后果，值得引起高度重视。
首先，“大跃进”式的城市建设，往往挤占公共资源，使当地的教育、文化、卫生等公益性事业的发展受到削弱，使地区社会发展产生畸形和病态。第二，城市建设摊子铺得过大，资金短缺，往往把负担转嫁给群众，甚至滥用行政权力，违法违规强行拆迁，低贱补偿，高价强卖“安置房”，严重损害群众合法权益，制造社会不稳定因素。 第三，过度的城市建设会造成圈占土地现象，为不法之徒提供谋取非法暴利的机会和腐蚀国家工作人员的资本，滋生权钱交易、官商勾结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各类腐败。
面对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再次审视城市化之于中国的重要影响。
20年前就有学者认为中国十亿人口，八亿以上是农民；假若中国要在20年后（即21世纪初）有足以炫耀的经济表现，在这二十年间必须要有三、四亿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里去；在迁徙过程中，小市镇会扩大，新城市会出现，而迁徙到现有大城市里的会近二亿人。假若这个大搬迁不出现，中国经济现代化就难有大成！也就是说城市化之路不可避免性，但是由于惯性甚至是主观上某些指导思想的坚持， 20年前预计的大搬迁并未出现。人为的遏制城市化，推迟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以至在今天我们只能提出从整体小康到全面小康，还需要20年时间——中国城市化进程一直在崎岖山路和荆棘中蹒跚前行，城市化遭遇着有意无意的误解和曲解。因此，要想城市化成功，需要正视几个问题：
大城市“城市化”责任本应更重
十六大提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而没有把大城市划为禁区，没有像以前那样“严格控制大城市的人口”，这是非常重大的变化。事实上，大城市的公共设施更加健全，而公共设施有个特点：使用的越多，效率就越高，它的“回报率”就更高。因此，大城市应该尽可能的打开城门，让更多的人享用、使用这些公共设施大城市应该为中国人口重负多承担一些压力。
根据人口密度标准，调控城市规模
我们普遍都承认，最有效率的中国城市是上海。因为上海在最小的空间里养活了最多的中国人。换一句话说，人口密度越大的城市对中国的贡献越大，对中国城市化做的贡献也就越大。那么在没有达到某个人口密度的标准之前，不允许该城市扩大它的城市占地：这个要求对任何一个城市来说都是公平的。
城市化有利于节约土地
任何国家的城市化进程都是以大量节约土地为其特征的，城市化进程越快，城市化率越高，土地的节约越明显。目前北京上海的人口密度在1万人/平方公里左右，我们可以把这个标准作为完成城市化后的最高标准。假设最后全国城市平均人口密度为上海的一半，又假设我们的城市化率在达到72%之后开始减速，那么全国有大约10 亿人口进入城市，全部用地只有20万平方公里！即使我们人口密度平均按2500人/平方公里计算，40万平方公里就可以容纳10亿人。可见城市化能大大的节约土地！
正视贫民窟
在城市化过程中最能误导高层决策的可能就是有关贫民窟和大城市病的神话。有人掩耳盗铃的认为把农民挡在城市之外就可以避免贫民窟的出现。贫民窟遍布乡间，没有集中出现在城市周边，不等于贫民窟不存在；官员看不见，不等于贫民窟就消失了。这样的鸵鸟政策来自欺欺人是不可取的！ 允许农民进城，让贫民窟出现在大城市的周边，反而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天天在官员们、学者们眼前的贫民窟，就会逼着官员和学者去想办法来解决贫民窟问题。 更何况国外大都市如纽约也不乏贫民窟，但却不会因贫民窟的存在在否认纽约大都市的地位；没有贫民窟反而是不正常的！
就业问题再认识
大城市有更多的就业空间，因为人多了，分工更精细，发展出的需求更多，就会让更多人得到就业机会，这也是所谓第三产业能够容纳大量劳动力的原因。那些认为城里人就业难，如果让农民进来，就业问题就更加严峻的论调，毫无经济常识，没有看到目前城市里很多工作已经转到进城农民手中的现实，也没有看到仍有相当多的城市投资欲望被压制，以至于相当多的需求被压抑的现实。目前大城市里改善投资环境，决不能继续过去只盯着城外投资者的短视做法，而是要善待城里的投资者，更要善待自己的居民、移民和来到城里的农民，把他们的投资热情和意愿发掘出来，这样就可以把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的渠道都开发出来。
中国城市化虽然可简单的表述成两句话：给农民土地使用和买卖的自主权，由他们决定自己是否进城；打开城市大门，城里城外的人平等自由迁徙；但是中国城市化之路任重而道远！